广东体育“活字典”董良田说:广州体育与岭南文化一脉相承
天河体育场(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位于广州市中心的东较场(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作为开展体育运动的场所,可以远溯到唐代的“阅武堂”。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体育场,东较场的历史则从1906年举行的广东省第一次运动大会开始——那是第一次按照奥林匹克竞赛规则举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标志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广东乃至全国萌芽。
董良田在东较场讲述广州体育的故事。
在这座“千年体育场”的看台上,78岁的董良田精神矍铄,与本报记者畅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所亲历的广东和广州体育的故事。“广东的现代体育发展历史,与广州这座城市密不可分。如果说岭南文化是广州的基因,商贸文化是广州的血肉,那么体育文化则是广州的骨骼。”董良田说。
董良田
董良田
广州足球要遵循这四个规律:
1.有好的教练员
2.有好的运动员
3.有科学的人才培养链
4.坚持南派技术风格
20世纪60年代广东工人足球队合影,后排右四为董良田,前排右二为名将容志行。
其人
78岁仍活跃绿茵场
广东体育“活字典”
董良田是地道的广州人。在广州市广雅中学就读期间,他品学兼优,尤其酷爱各类体育运动,是校足球队队长。
1964年,广东省总工会委托广州市体委组建广东工人足球队,董良田成为第一批入队的球员,他和“中国球王”容志行是当时的队友。随着董良田所在的广工队这批足球新秀加入,广东足球队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进入一个大发展的转折期。
1972年,广东队获得全国五球运动会的亚军,随后被国家体委授权出访非洲三国。至70年代中期,广东队获得第三届全运会足球金牌,从此把广东“南派足球”推向近20年的巅峰发展阶段,培养涌现出大批在国内家喻户晓的广东足球明星。
董良田从1973年开始根据广东省体委工作需要,离开足球队开始从事长期的体育行政工作。1985年任广东省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担任广东省足球协会主席,1993年担任广东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2000年后担任广东省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
在30多年的体育行政工作中,董良田见证了广东体育和广州体育的诸多高光时刻。
1979年省港杯的创办、1987年和2001年第六届、第九届全运会在广州的举办、1991年第一届女足世界杯在广州的落地,董良田都是亲历者。他还目睹了广东跳水、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体操、击剑等众多优势项目如何发展壮大,对一个个由广州培养诞生出来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如数家珍,堪称广东体育“活字典”式人物。
退休之后,董良田依然没有脱离体育圈。他创办了广东万力名人足球俱乐部,每年举办“中国足球名人论坛”和“广东足球年度评选”,对弘扬广东足球文化传承和推动足球基层普及做了大量义务工作。年近八旬的董良田现在仍每周坚持踢球,他是中国足协每年举办的“中华元老杯”年纪最大的一位参赛球员。
其言
广州体育的发展体现了岭南文化中“敢为天下先”的文化特质
广州日报:作为一名老广东队队员,你认为广州足球在中国足球的版图中具有什么地位?
董良田:足球是最受广州人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我刚接触足球时,广州的民间足球氛围已经十分活跃。1950年,随着越秀山体育场的修建,广州逐步成为当时国内足球交流的中心。
1954年,广州成为国内最早成立专业足球队的城市之一,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时,广州市足球队收编为广东省足球队。应该说,在广东足球发展的历史上,广州市队是早于广东省队建立的,这得益于广州市当时的硬件和人才的储备。广州足球培养的历代人才是“南派足球”风格形成的核心基础,“南派足球”是岭南文化一个重要的载体。20世纪60年代,广东不少足球名将受欢迎的程度与当时很多粤剧名伶相当,那时广东队在越秀山体育场打比赛总是全场爆满。
我是1964年进入广东工人足球队的,和容志行同一批。20世纪60年代中期,广东足球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低迷期,我们这批年轻球员接班了广州队,到70年代初又接班了广东队。那时,容志行、杜智仁、何佳等一大批名将诞生,直接促使广东足球从70年代中期开始雄踞国内,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以广州为核心的广东足球在中国足坛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广州日报:目前,广州足球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改革期,根据您的判断,广州足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董良田:在2019年举行的“广东足球70年文化展”上,我曾把广东足球的发展概括为8个字:南派足球,志行风格。我认为,广州足球要遵循这四个规律,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第一,有好的教练员;第二,有好的运动员;第三,有科学的人才培养链;第四,坚持南派技术风格。
广州足球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一直人才辈出,国家队也有大批广州籍的国脚,这和当时广州足球人坚持了上述四点是分不开的。90年代末,因为种种原因,广州足球经历了一段低迷期。但由于广州拥有良好的市场活力,2010年以后又慢慢开始引领国内职业足坛,现在,广州队和广州城两支中超球队已经是广州城市的标志。尤其是广州队,他们创造了8夺中超冠军2夺亚冠冠军的纪录。
近年来,随着广州校园足球的大力普及、社会青训的蓬勃发展,也必将为广州足球提供更多人才保障。我对广州足球的前景是有信心的。
广州日报: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体育在这个城市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董良田:从清末民初开始,很多现代体育项目都是通过广州传入内地的,因此,广州这座城市的体育文化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沉淀。和广州开放性、包容性的城市文化基因一样,广州体育的百年发展也担当了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窗口的功能。
1979年,省港杯足球赛创办,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不过,其意义并不仅局限于体育范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省港杯客观上推动了两地经济、文化、教育的全面交流和繁荣。
1991年,首届女足世界杯举办,当时国际足联对新兴的女足运动很重视,希望有国家能承办第一届世界杯,他们当时看中了发展迅速的中国。1988年,国际足联来广州,在中国足协和广东省体委的协助下举办了一次国际女足锦标赛。这次比赛,广州的办赛能力征服了国际足联。1991年首届女足世界杯在广州开闭幕,当时国际足联主席对广州的接待能力和广州的城市活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广州日报:除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对外交流的功能,广州体育还具备哪些岭南文化的特质?
董良田:1956年,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对广东体育高度重视,提出了“守住祖国南大门”的要求。当时中国为了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取得好成绩,贺龙元帅批示在广州的二沙岛建立全国第一个运动训练基地,当时叫“广州国际体育俱乐部”,作为国家和广东省的竞技体育训练基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陈镜开、中国第一个蛙泳世界纪录创造者戚烈云都是从广州的二沙头训练基地培养出来的。此后半个世纪以来,广州二沙头训练基地更诞生了大量广东、广州籍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除了在竞技体育成绩上敢于争第一,广州体育还创造了很多中国体育产业的“第一”:1984年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与广州足球队结缘,拉开了中国体育市场化的序幕;1987年,在广州举办的六运会首次通过市场化运作,发行体育彩票;1992年广州成为国内两个“足球特区”之一,广州太阳神足球俱乐部成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职业足球俱乐部;1996年,国内第一条多功能健身路径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免费向市民开放。2010年,广州举办的第16届亚运会打造了“广州模式”;广马已经成为世界马拉松比赛的榜样……可以说,广州体育的发展集中体现了岭南文化中“敢为天下先”的文化特质。
广州日报:体育对广州的城市建设有哪些推动作用?
董良田:体育在广州的城市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功能。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运会,在时任广东省省长叶选平的帮助下,把天河区的80万平方米交给广东省体委兴建天河体育中心。随着六运会的举办,天河区也逐步发展成如今广州最繁华的金融和商业的中心区域。到了2001年的九运会举办,广州整个城市建设继续东扩,修建了广东奥林匹克中心、黄埔体育场,黄村、车陂、黄埔南部这一带的面貌发生巨大改变。
另外,白云区、番禺区等地也兴建了很多体育场馆和训练基地,直接带动当地的城建发展。2010年的亚运会对广州城市发展的推动更是起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南沙区、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都辐射到了,大量的体育设施也扩展到很多大学校区里面。
面对即将进行的2025年大湾区全运会,广州的城市建设必将又迎来一次新的契机,相信通过全民健身、社区体育公园等新的体育理念升级,广州的城市建设将和广州人的体育生活更加息息相关。
采访手记
建设“世界体育名城” 以体育文化写广州文章
在东较场这个有着千年体育文脉和“百年省运”印记的广州体育地标里,与广东体育“活字典”董良田进行关于广州体育的对话是一件最合适不过的事情。
作为一名地道的广州人,董良田亲历了广州这座城市78年来的巨大变化;作为一名体育工作者,他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广东体育在广州这片土地上的风云变幻。
在采访对话的过程中,董良田的思路一直很清晰,记忆力也很好,很多年代久远的人物和事件的细节,他基本能脱口而出。退休之后,董良田组织编撰过《足迹——广东足球史记》《飞燕——广东跳水70年》《省港杯40载》等多本大型的广东体育文化经典刊物。他发自内心地热爱广东体育,他对广东体育文化进行传承的愿景也是迫切的。
体育对于广州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广州市体育部门的战略部署,广州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世界体育名城”。董良田觉得,距离2035年虽然还有10多年时间,但“在体育领域里,10年的时间实在太快太快了”。
董良田认为,广州目前在体育场馆设施、品牌赛事、竞技成绩、人才培养、全民健身、体育产业等方面都在全国具有领先优势。而要实现“世界体育名城”的目标,广州的体育文化建设将是一个重要抓手。
体育文化,对广州来说是一篇大文章。董良田如今最大的愿景,就是广州市能够在2025年大湾区全运会举办之前,尽快建立起一座广东体育文化博物馆。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