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以来，“长城考古”相关报道频频见诸媒体，成为新闻热点。北京大庄科长城、箭扣长城考古现场，迎来一拨又一拨媒体记者和各路参观学习人员。长城考古不是新鲜事儿。新鲜的是，这次考古拉开了长城“研究性修缮”的大幕，长城保护由此进入新阶段。

早在1952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就提议“保护文物，修复长城，向游人开放”。1984年7月5日，北京日报社等单位联合发出启事，号召社会力量赞助修复长城，开启了社会集资修复国家重点文物的先例。时至今日，研究性修缮的提出，又将带来哪些新变化?

考古先行

自今年6月底进场以来，箭扣长城研究性修缮第一阶段——考古发掘就在抓紧进行。刚挖到第一座敌台——怀柔长城145敌台时，就发掘出一块石碑、一铺火炕，还在火炕的灶坑里发掘出破碎的陶盆和被烧过的骨头。

这些成果让相关各方十分欣喜。

“箭扣长城从2006年前后就开始修了。但施工前进行专业考古发掘，这是第一次。”怀柔区文物所所长张彤说。

中国的长城资源分布在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北京段是保存最完好、工程最复杂、文化最丰富的段落，是中国长城的精华所在。箭扣长城是指从正北楼(怀柔长城122敌台)到九眼楼(怀柔长城169敌台)之间全长7公里多的长城，所倚山势峰峭壁立，因此是北京段长城中最险峻秀美的，以“秀、奇、雄、险”闻名中外。

2016年，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指导下，箭扣长城开始了新一轮保护修缮，一期二期向前推进，至今已进行到第四期。“选择箭扣，是因为这段长城病害种类比较集中，涉及点段、敌楼、砖石等多方面，是最难修的地方，可以作为砖石长城修缮的样本。”北京市文物局遗产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0年9月19日，全国首个长城保护修复基地在箭扣长城挂牌，国家文物局期待箭扣长城修缮能为全国砖石长城的保护工作积累经验、做好示范。

2021年，国家文物局批复了两个新的长城保护项目，即研究性修缮项目，都在北京，一个落在延庆区大庄科段，一个落在怀柔区箭扣段。

考古是研究性修缮的第一步。

有无考古，有何区别?

“施工进场第一件事就是清理。以前遇到坍塌的砖石，当渣土清理，其中的历史信息就彻底灭失了。但引入考古发掘就不一样了，现场的渣土在考古工作者眼里都是宝。”两个项目共同的考古负责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尚珩介绍。比如，敌台里的土堆，随工清理直接铲走，考古清理会采用灰坑清理法，清一半留一半，通过观察分析断面堆积物的分层，弄清长城坍塌的过程和时序。

箭扣段145敌台东侧城墙上，清理前有一堆碎石。

“两侧的垛口墙是砖墙，也没倒。这堆石头是从哪来的?”先期勘测时，这引起了箭扣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设计师赵鹏强烈的好奇。以往，没有考古发掘，这堆石头会被当渣土清走。但这次不同，石头堆被完整保留，并邀请各方专家进行解读。其中，有人认为，这很像是炮台的遗存，在其他段长城上同样的位置曾出现过炮台。考古段最后一座敌台141敌台西侧也有这样一个石头堆。因为考古先行，这两堆石头得以留存，将会有更多人知道它们的故事。

“考古先行最重要的意义，防止了对文物历史信息的无视和破坏，为长城文化研究和后续的保护提供了更多依据。”张彤表示。

考古先行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赵鹏从箭扣二期项目开始就负责设计工作。随着修缮一期期推进，一些共性问题迫切需要破解。

“长城修缮要解决病害问题，但对于病害成因的研究远远不够。”赵鹏表示。比如，长城上的树，到底是砍是留，业内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长城上原本就没有树，后来因为废弃不用长起来的树，会危害墙体安全，都应该砍掉。而有人则认为，长树的地方面砖已经不同程度损毁，树根抓住的覆土会对埋在里面的砖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把树砍了，砖裸露出来，反倒会加速风化损毁。

箭扣二期尝试保留了一些看起来对文物本体影响不大的树，虽然好评如潮，但科学依据是什么?没人说得清。

赵鹏寄希望于研究性修缮。“这次考古不是他们想挖哪儿就挖哪儿，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挖哪儿他们才挖哪儿。”赵鹏进一步解释，比如树，可以选几棵典型性的向下挖，看看根系到底长到哪儿了，对长城本体的影响是什么。

综合施治

箭扣长城考古段——怀柔长城143敌台上整面倒塌的墙。武亦彬摄

箭扣二期尝试着做了“长城花园”——在城墙上尝试保留了一些树木，并修了树池，远看像一个个小花园。到了三期，更多的树免于被伐，四期也是如此。

研究性修缮，要为这些经验找到科学依据。

植物专家被引入。2021年7月到2022年5月间，来自北京建筑大学的植物团队用了近一年时间，对大庄科段长城进行现场踏勘，记录墙顶面生长的植物种类、规格、生境等信息。在这段约200米长的长城上，共调查到36种植物，包括乔木10种、灌木11种、草本15种，涉及蔷薇、大戟、豆、桑等20个科。

初步调查发现，胸径或地径10厘米以上的乔木和大型灌木，如山桃、山杏、荆条等，根系作用力大，如果生长在墙顶面与墙边缘衔接处，对墙体造成的破坏最严重。灌木分类型，规格较小的新生植物如麻叶绣线菊、三裂绣线菊等基本无破坏作用，但生长在墙顶边缘两侧、中等规格的小叶鼠李、胡枝子等，根系在墙体外侧与顶面间穿插，破坏力较大。

这样的研究也在箭扣段长城展开。随着研究的深入，长城上的植物是去是留，将不再凭经验。

力学专家也被邀请加入。他们对长城上使用的灰进行研究，尤其关注还和砖连在一起的灰的韧性、黏度，分析建筑材料的特性，为后期修缮提供科学依据。此项研究，将可解答公众好奇的“修长城用没用糯米浆”的疑问。

数字技术也被应用。技术人员在考古发掘前、场地清理后、考古进行中、考古结束后分四次，对现场进行拍摄，并建立数字模型，让不可逆的考古在数字世界里可逆，同时为后期的修缮设计、相关研究提供资料。

结构专家也参与其中。对于一些墙体鼓闪、基础出现大裂缝的敌台，通过结构学的测量方法，判断、分析原因，为后期修缮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与一般性修缮不同，研究性修缮不仅要排险、加固，还要通过考古、建筑、材料、施工技术、植物等多学科合作，研究长城本体的演变过程、病害成因、赋存环境等。”张彤表示。研究性修缮标志着北京的长城保护工作由注重抢救向抢救、研究、预防并重转变。

“凭经验修”逐步走向“依科学修”。

保留残状

据统计，全国长城中，墙体设施保存比例为1/2以上，墙基、墙体留存比例为3/4以上的，属于保存现状较好的长城点段，仅占总数的12.3%。有大量的长城需要修缮。

新中国成立不久，长城保护就被提上议事日程。1952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议“保护文物，修复长城，向游人开放”。随后，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居庸关、八达岭和山海关长城的修复工作。

在勘察设计方案审定阶段，梁思成先生提出了长城维修的三项基本原则：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要“整旧如旧”，按原状维修;长城上的游客休息座椅的布置，也要讲究艺术性，不能在古长城上搞“排排坐、吃果果”的布置，要有野趣，讲究自然;在长城边种树，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的效果。

1953年，国家从紧张的财力中拨出专款，对长城进行较大规模的修复。其中，八达岭长城将“居庸外镇”和“北门锁钥”门洞顶部裂壁照原样修复，并将21处坍倒城墙和城墙漏水路面加工整修。

资料显示，1957年，八达岭长城又进行了较大规模修复，包括彻底整修“北门锁钥”，修复北岭从关城至四楼;修复南岭从关城至四楼;修复关城东门“居庸外镇”。修复后，大体恢复八达岭长城原貌，可游览区长达1300多米，敌台8座。

这一时期的修复，关键词是“恢复原貌”，在保护文物的同时，还要重点考虑旅游接待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1984年7月5日，北京日报社等单位联合发出启事，号召社会力量赞助修复长城。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在人民大会堂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并欣然为这次活动题写了主题：“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同年9月1日，同志也为这次活动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将保护长城与热爱中华紧密相连。“这个活动，不仅推动了八达岭长城以及慕田峪、金山岭、张掖汉长城等各地长城的修复进程，而且还提升了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时任《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说。

时间到了2004年，河北紫荆关长城修缮时，究竟是保持残状还是恢复新建时的面貌，引起了激烈争论。最终，紫荆关长城局部以石块砌筑的虎皮墙代替了砖砌墙，被质疑修旧如新，破坏了原始风貌。

2016年9月，一篇题为“最美野长城被抹平”的网文在舆论场炸开了锅。有网友把2013年7月到2014年8月间修缮的辽宁锥子山长城前后对比照片发到网上，有外媒评价，这段野长城“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荒野中从天而降的一条水泥滑板道”。国家文物局调查后对此作出了通报处理。

为规范长城保护工作，2019年初，《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印发，明确长城保护要“真实、完整地保存长城承载的各类历史信息和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所谓各类历史信息，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解释，不是说要恢复长城建造时的面貌，而是应该保留各个时代的损坏、保护痕迹。由此，长城保护确立了“预防为主、原状保护”的原则，意味着此后的长城修缮都要最小干预、保持“野味”。

“最小干预”“修旧如旧”说的是原则，但具体到一座敌台、一段城墙，保持“旧”貌并非易事。首先要弄清旧貌的成因，才可能去除病根，不让病害继续发展，让残状持续。

2018年，箭扣二期启动，请来了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参与清理;2020年，箭扣三期启动，新砖添配量继续下调，干预更加谨慎;2021年，箭扣四期启动，预计今年年底完工。眼下，五期正在筹备中。

展示遗址

大庄科段考古早在今年6月上旬已经完成，箭扣段考古也接近尾声。考古是为修缮服务的，更大的挑战在后面。

相较于大庄科段，箭扣段更长、发掘范围更大、病害类型更丰富，考古发现也更多。如何展示考古成果，是修缮阶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箭扣段考古范围长400多米，从141到145敌台。其中，143是一座实心敌台，由一层的基座和二层的铺房组成。一层基座北侧墙体中心部位条石大面积脱落，内部的碎石墙心裸露向外鼓出;二层北侧的垛口墙已经坍塌，难得一见的是，这面墙的墙砖仍以原始排序整齐地铺在地面上，为解读这座敌台病害产生原因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阻止敌台继续坍塌，一开始想把鼓闪的那面拆了重砌。”赵鹏告诉记者。但考古发掘后他的想法变了。

“箭扣是首个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会有全国各地的同行来参观学习。他们看到的将是什么样的长城?是我们修过的，看不到病害的原始情况。”赵鹏说。“研究性修缮”为病害展示提供了可能。

“考古发掘把病害都‘打开’亮出来了，这些信息特别可贵，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非常有必要原状展示。”这种新的可能让赵鹏很激动。但，“原状展示”必须是稳定的，不能展示着展示着又塌了。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以143敌台为例。按以前的做法，鼓闪的一面拆了重砌，它上面倒伏在地的垛口墙也无法保存了。“现在要留住这面墙，下面就不能用拆砌的方法加固。怎样既能保留残状还能做到稳固，需要我们继续研究。”赵鹏说。

考古显露出来的历史信息多是断章残篇，要找到答案，还需要不断探究。

在141、143、144、145四座敌台二层坍塌的铺房里，连续发掘出4铺火炕。箭扣三期也曾发现过火炕，但连续4座敌台都有火炕，从未有过。

从砌筑使用的砖看，有水槽砖、劈水砖，有带灰的有不带灰的;从过火情况看，炕面砖下面没有明显的长期过火留下的焦黑痕迹……这些炕是跟长城同时期建的还是后建的?是驻守士兵用的还是后来放羊人用的?三铺火炕展现出来的信息疑窦重重。

“拆一铺炕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拆完了咱再恢复。”在最近一次讨论中，负责工程质量监督的北京市文物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刘秉涛说。修缮施工中要拆一铺炕，拆完还要恢复，这在以前也从未有过。

研究性修缮的课题还有很多。作为考古负责人，尚珩也有期待。

“我们国家有很多考古遗址公园，但还没有长城考古遗址公园。”尚珩表示，如果能把研究性修缮段建设为长城考古遗址公园，无疑将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带来更丰富的内容。届时，到长城上参观游览的人，看到的将不仅仅是雄伟的长城建筑及遗迹，还将看到在悠长的岁月中，长城是如何一点一滴发生着变化，解读出更多的长城故事。

专家观点

考古助力保景观、保文化

尚珩

长城是古建筑与古遗址两种遗存形态并存、以古遗址遗存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如何全面、科学的做好长城保护工作是世界性难题。

以往实践中，我们强调的是保护长城建筑本体“生命”的延续。如今，我们还要保护长城的“景观”和“文化”，考古的意义和价值便凸显出来。

长城保护工程的成败，科学、全面的保护方案是基础。全面掌握长城病害则是基础中的基础，考古工作全面揭露长城遗址，如同给长城建筑做了全身“体检”，能深入了解病害。

考古工作的前期介入，不仅对长城的营建——建筑规制、工程作法等方面的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研究长城防御体系如何运转、长城军事建筑如何使用、复原古代边疆地区社会历史场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部分建筑倒塌堆积物也是长城营建、使用、废弃这一完整时间轴线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城遗产风貌——历史感和沧桑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期文物保护原则背景下，长城保护也由以往单纯的“保命”提升到“保景观”“保文化”的新高度，考古先行是现实必然的需要。（记者 于丽爽）